编者按
当前，提振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、政策支持的主要着力点。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在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（又称夏季达沃斯论坛）上表示，中国在加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，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，推动中国在“制造大国”的坚实基础上成长为超大体量的“消费大国”。近日，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》。对此，中国经济时报邀请智库专家围绕如何大力提振消费、打造消费大国展开分析把脉，提出真知灼见。
核心观点
当前解决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国际水平的“结构性偏差”，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，从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转向消费和创新拉动增长，从注重物的投资转向更加注重人的投资，形成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和有效制度安排，同时，政策重心由扩大投资转向提振消费，更多依靠消费扩大国内需求。
王一鸣
当前，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，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“主动力和稳定锚”，正在成为政策支持的主要着力点。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在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上（又称夏季达沃斯论坛）表示，中国在加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，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，推动中国在“制造大国”的坚实基础上成长为超大体量的“消费大国”。近日，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》。
在应对困难挑战中显现韧性
2025年上半年，面对外部冲击影响加大和国内困难较多的复杂形势，特别是在美国实施“对等关税”重创全球经济和贸易的背景下，中国经济顶住压力，显现出强劲韧性。一季度GDP增长5.4%，根据一些研究机构预测，上半年GDP有望实现略高于5%的增长。
经济运行总体上呈现“供给强于需求”的特征。在供给端，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.3%。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的支持下，装备制造业增长比较强劲。一些企业抓住90天窗口期“抢出口”，带动了工业生产回升。1—5月，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.9%，比去年同期加快0.9个百分点。在需求端，消费需求有所改善，前5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%，比去年同期提高0.9个百分点，但投资增势仍然偏弱。
当前，外部环境继续发生深刻变化，地缘政治动荡加剧、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减弱，美国发起新一轮关税战对我国施压。我国经济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期，传统产业增势减弱，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，新兴产业加快成长但尚不足以有效接续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中国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增长，表明中国经济韧性持续增强。
经济运行仍面临压力
下半年经济运行仍面临外部冲击、内需不足和房地产市场调整等方面的压力。
第一，外部冲击压力。
外需仍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风险点。中美日内瓦贸易谈判达成暂停关税措施90天后，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维持稳定，“抢出口”效应甚至可能在6—7月驱动外贸出口有所回升。但窗口期结束后，美国关税政策仍存变数。加之特朗普政府政策不确定性增大美国经济下行风险，今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将美国经济预测下调0.9个百分点至1.8%。美国经济减速带来外部需求下降，与加征关税形成叠加效应，对我国出口将产生更大影响。2024年，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0.3%，今年一季度更是达到38.9%，是多年来同期新高，这意味着外需变化对我国经济运行影响增大。
第二，内需不足压力。
今年以来，消费呈回升态势，特别是5月份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.4%，是2024年以来月度最高水平。消费品“以旧换新”政策对消费回升起到重要拉动作用，消费增长的内生动力仍显不足。随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，且耐用消费品具有较长更新周期，后续仍存在压力。投资增速放缓，基建投资、制造业投资的增速均低于2024年同期水平，房地产投资降幅扩大。若内需不足与外部冲击形成叠加效应，将增大经济下行压力。
第三，房地产市场调整压力。
房地产市场尚未完全止跌回稳。1—5月，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下降3.8%，降幅比1—4月扩大0.6个百分点。楼市去库存压力仍然较大。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形成需求收缩效应。2021年房地产市场峰值时，商品房销售额高达18.2万亿元，2024年销售额仅为9.6万亿元，形成近8.6万亿元的总需求收缩。若考虑对家电、家具、家装等关联产业的影响，实际需求收缩规模更大。当前GDP平减指数持续下行，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是重要因素。
在上述压力作用之下，物价水平持续走低。5月份，CPI同比下降0.1%，连续4个月为负；PPI同比下降3.3%，已连续32个月负增长。GDP平减指数连续8个季度负增长。价格持续走低，意味着有效需求不足尚未根本缓解，反过来又影响市场主体的体感和预期，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，并形成负向反馈循环。
有效需求不足仍是突出问题
分析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，需要将其放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中去观察。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“新常态”后，最突出的特征是增速换挡，由两位数增长降至个位数，人们也更多地从供给侧定义新常态，聚焦潜在增长水平的下降。事实上，2012年后，随着劳动力绝对数量减少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，需求侧同样在发生变化，也就是在供给侧扩张速度放缓的同时，需求侧扩张也在减速，需求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约束条件。2020年
的世纪疫情对供需两侧都造成巨大冲击，但对需求侧冲击更大，加之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集中暴露，如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带来需求收缩效应，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受损制约消费需求，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抑制投资需求扩张等，需求侧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，扩张速度都明显放缓。
当前，我国仍然存在供需不平衡问题，供给大于需求的“剩余”部分，往往要通过扩大出口释放。随着我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超过30%，扩大出口面临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，不仅发达国家对我国实行反补贴反倾销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为保护本国产业，也更多采取贸易保护措施。
今后一个时期，全球经济处在低增长时期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，至2030年，全球经济增速大体维持在3%左右的水平，相较于疫情前的2000—2019年3.8%的年均增速，明显下了一个台阶。近期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将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0.4和0.5个百分点至2.3%和2.8%。与此同时，全球债务风险仍在上升，疫情后主要经济体政府债务规模扩张明显，而通胀率难以降到2%以下，利率水平将维持在较高水平，债务成本持续高企。低增长和高债务并存，将抑制全球需求扩张并增大经济金融风险，而特朗普发起新一轮关税战将进一步冲击全球经济和贸易。若外部需求收缩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叠加，我国经济面临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大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必须把扩大国内需求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。
扩大内需要更加注重补上消费短板
国内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，扩大内需的重点在提振消费。过去一个时期，在面临外部冲击时，往往通过发债上项目，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，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。但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收窄、积累的地方债务压力增大，投资的边际效率下降，这种模式带来的问题也逐步显现，突出表现为投资和消费不平衡。同样，长期以来在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大投资上，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框架和工具，但在促进和提振消费方面，手段和政策工具较为有限，实施效果也不甚明显。
消费是最终需求，扩大国内需求要更加注重补上消费短板，核心是扩大居民消费。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，2010年以后大体在35%—40%的区间波动，2023年居民消费率为39.6%，不仅大幅低于美国68%和欧盟52%的水平，也显著低于日本55%和韩国48%的水平。如果说在高速增长期，投资率偏高、消费率偏低有其合理性，那么，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，居民消费率偏离国际水平如此之大，显然有不尽合理之处。
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。解决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国际水平的“结构性偏差”，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，从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转向消费和创新拉动增长，从注重物的投资转向更加注重人的投资，形成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和有效制度安排，同时，政策重心由扩大投资转向提振消费，更多依靠消费扩大国内需求。
第一，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。
收入是消费之源，要通过增加劳动报酬提高居民收入，通过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，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，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，提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，提振居民消费信心，有效扩大消费需求。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，建立生育和育幼补贴制度，有效释放年轻群体的消费潜力。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将部分过去按惯例用于投资的资金转用于增加公共服务和民生支出，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的比重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，提高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。
第二，释放服务消费潜力。
我国商品消费相对饱和，服务消费潜力巨大。2024年，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46.1%，中心城市比重更高。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，对服务消费的品质、质量和消费体验有更高要求，增加多样化差异化服务供给日益迫切。要放宽教育、医疗、文化、体育、旅游、养老、家政服务等领域准入限制，通过理顺服务价格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，在更多细分领域开发优质服务产品，满足中高收入群体多样化差异化的服务消费需求。
第三，促进消费和投资更好结合。
消费和投资两者既相互联系，又相互促进。通常而言，消费是慢变量，消费增长取决于当期收入和对未来的收入预期，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大幅增长。投资是快变量，通过动员可在短期内实现较快增长。当前，在居民消费偏弱和社会投资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，要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，通过重点支持科技创新、新型基础设施、节能减排降碳等领域投资，释放新型消费、数字消费、绿色消费潜能。加强民生等经济社会薄弱领域补短板，持续增加与消费结构升级相适配的领域投资，形成扩大投资与创造就业、提高人力资本和提振消费的良性互动。
以深化改革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
扩大国内需求，宏观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，但仅仅依靠短期政策调节，难以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，必须把短期政策和中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，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，形成释放内需潜力的可持续动力。
第一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。
长期以来，我国在生产环节和生产地征收消费税，消费地政府难以从中受益，对促进本地消费动力不足。要加快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的“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”的改革举措，激励地方政府推动扩大消费的积极性，改变地方政府“重投资、轻消费”的行为模式。
第二，推进价格和工资联动改革。
推进医疗、交通运输、教育、城市公用事业等领域价格改革，通过理顺价格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，增加高品质服务供给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同时，新增财政赤字拿出一部分用于提高工资水平，确保职工生活不因价格改革而降低，提价增加的收入中提取一部分用于对低收入家庭困难补助，确保这部分居民生活不因价格改革而受影响。通过放开和理顺价格，推动价格回升至合理区间，改善市场预期，提振社会信心，有效扩大国内需求。
第三，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。
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提振消费、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。研究表明，如果农业转移人口按照城市居民消费方式消费，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人均消费支出将增加30%左右，这将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的巨大消费潜力。要加快落实“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”，鼓励常住地政府推进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、住房保障、随迁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，建立有效激励机制提高常住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，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的巨大消费潜能。
总之，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应对困难和挑战中成长和发展的。回顾过去，1998年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后，中国成为亚洲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，中国在2010年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有效应对新一轮外部冲击，将会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的台阶，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必将稳舵远航。
（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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